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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的佛教

  三年前,有朋友给我家送来了一只甲鱼,甲鱼很大,足有四五斤重。不敢说是野生的,但看得出来活了有些年头了。我当时心里闪过一丝放它一条生路的想法,但没有说出口,更没有去实施,家的附近实在也难找到一条清澈的河流——这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家中的长辈总觉得这是滋补身体的好东西,所以毫不留情地把它宰了。宰杀的过程被家人描述得惊心动魄且丝毫没有怜悯的意思,吃它的时候,我没有动一筷子,我有点被那宰杀的过程吓着了。

  虽然此后,心里隐隐地后悔,但我发现,自己的慈悲心似乎已经衰弱到连“放了它吧”这几个字都说不出口了。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我们,居高临下,把顶端之下的一切物命称为杀物,杀物可杀,此为人的特权,达尔文主义在达尔文提出之前就跟随人类的进化史书写在人类的基因里了。强者,理所当然可以欺凌,可以霸占,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逻辑,竟然还可以广义地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鲁迅先生说:长长的一部人类历史,满满地写着两个字:吃人。少时看不懂,现在懂了。

  都说人生是一段苦途,身在顺意中的人常常不以为然。但,苦,会时不时地刺激你一下。

  第一需要直面的便是病与死。

  在我家,现如今父母辈两个家族的长辈已所剩无几。父亲的兄与弟、姊、妹夫都未满60岁而撒手人寰,母亲家的两个姨、一个舅也已西归,年纪都不甚大,而且几乎都是得了癌症,走前历经了两三年痛苦不堪的折磨。作为他们的晚辈,亲眼目睹了病者家属愁云惨淡、痛苦悲怨,看护的劳累与治疗费用的重负使他们的生活没有了一点亮色,而病者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神态一直掩映在我的脑海中。想起那几年,几乎每间隔一段时间,我们家族的人就要一同去火葬场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看着火化炉里冒出的青烟,我那时闪现的念头是:他们被淘汰了,被抛弃了,最后被推入火炉之中,变成了一堆灰,这就是生命的真相。这种真相,说起来轻飘,细想一下则心惊肉跳。有关这个人的所有一切,丑陋的或者美好的,品性、好恶、特长、情感都会随风而散,这个人生前的衣物、照片、书信、日记都会被束之高阁,或者毁于一炬。甚至于过了一段时间,还活着的人谈起他来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忌讳。

  不能怀疑,生的人对逝去的人一定有尊重,有痛惜,但这种忌讳,潜意识里却隐藏着另一种情结:对死深深的恐惧而唯恐沾染死的气息。我的同事们,与我有相仿阅历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年纪轻轻,就已有父母中得绝症而逝的。还有过劳死、车祸死、火烧死、水淹死、自缢死、跳楼死、战争死等各种各样不期而遇的死,我们也不时可以从各种媒体看到、听到。南怀瑾老先生说过:所有的死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横死与正常死。以上种种死法都叫做横死;正常死,是老死,是寿终正寝,没有痛苦地死去。但似乎,现时代,寿终正寝已经是很稀罕的死法了。

  人生的苦意,第二需要面对的是失败。

  失败来源于竞争。在现代社会,竞争是多角度、全方面的,是普天之下横行四野的残酷现实,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有硝烟的,更多的是没有硝烟的。我们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被投入了竞争的洪流中,除非不想融入社会而做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上个好一点的小学要考试,小升初要考试,以后还要经历中考与高考,甚至进入职场之前也要经历无数次的考试,职场中每一项的任务都是对你的考试。但是,处在金字塔尖端的永远只有那一小撮人,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为考试付出了种种努力,甚至是举了全家之力,但我们还是要经历一场场的失败,无数次地做“分母”,让我们一次次地在摔倒与爬起中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

  一场场考试,就像是一张张网眼大小不同的筛网,最后,我们被与我们个头匹配的筛网筛在了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前路可测与不可测都已经无关紧要了,身与心已经疲惫重重了。

  还有婚姻潜藏的风险,同样对我们来说是一场考试,七年之痒,外遇小三,老人小孩。一地鸡毛之后,也只能无奈地一声叹息。

  就像一个大大的漩涡,一个类似于以太阳为中心的引力场,人一出生,便在这引力场中,无法逃脱于现世规则的囹圄与最终凋零的命运。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身体的病痛与虚弱,我一直深陷在抑郁的情绪中,仿佛死亡就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于是,我去问讯哲人。

  首先读到的是周国平的名著《守望的距离》,里面有一辑《未知死焉知生》,读来颇有意思,我发现不是我一个人在思考死的问题,古今那些哲学大师们都思考过这个问题。最潇洒的莫过于庄周,他在妻子死后并不哀恸,而是击缶唱歌,他把死当作了生的一部分或者是生的延续,这在普通人的思维中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尼采对人生意义的苦苦追寻把他推上了哲学的高峰,“酒神”精神无疑是他的学术标志,其核心意义是:用酒神的智慧来战胜生命的苦恼。酒神智慧的精髓是创造,创造的过程伴随着痛苦,但伟大的痛苦一定与伟大的快乐如影相随。这个答案无疑是让人兴奋的,我曾经为此欣欣然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发现,他是对天才们说的。我们平凡人,创造的能力本来就有限,所以,除了琐碎的痛苦,何来“伟大的快乐”?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哲学家们把想透死亡当作哲学最主要的命题,认为人们必须不断地思考死亡,以便从习惯生,慢慢地习惯死,但是,怎么习惯,用什么样的方法迫使自己习惯?他们没有答案。

  “我不愿也不肯舍弃的,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可怜的自我。”周国平先生答。这似乎击中了所有人的死穴。那么,反过来,是不是我能够说服自己,只要找到一条途径,可以慢慢学会舍弃这个可怜的自我,我是不是就不那么害怕死亡了呢? 此时,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佛家。“信仰就是愿意信仰:信仰上帝就是希望真有一个上帝。”乌纳穆偌说。那么,也可以这样说:信仰佛就是相信真的有一个佛。既然是研究生与死的智慧学,哲学家回避不开宗教这个直接跟生死有关的话题,帕斯卡尔认为信仰上帝的存在就是一场赌博,“赌注下在上帝那一头,赌赢了就赢得了一切,赌输了也一无所失”。岂不是好?一方面,他又很矛盾,他害怕的是“在自然而然地深入信仰中,丧失了清醒与思考的能力”。我也有这种害怕,我害怕因为信得不明不白而丧失清醒。

  我决定走进佛家的领地,观察与思考一下。我花了不少的时间阅读了南怀瑾先生的《金刚经说什么》《定慧初修》《禅海蠡测》等书籍,看着似懂非懂,并不能非常清楚地明白典籍的根本意义。其中有一本《楞严大义今释》(南怀瑾先生对《楞严经》的注疏)阐述了佛教产生的理论基石,可谓博大精深。从心性的源头说起,谈到宇宙的心物认识论,论证了心理与生理状况为自性功能发生的互变,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同为自性功能的显现,以及修习佛法的实验原理。这似乎是认识世界本相的另一扇门,门内深玄,超出了绝大部分人的理解范围,因为现今绝大部分的人是很难用自身来证悟的,已经得到证悟的人,就是遵从了佛的教言,以法修行,证得了果位的人。可以说,从本质上来说,佛学更趋向于唯心论。但唯心论并不一定不科学,也许,这是一种超越了现时代的科学,可能会在以后的科学发展中得到论证。有些在生活中发生的事还真的无法用现行的唯物主义来解释,正因为如此,佛教得以在民间生生不息。

  而《金刚经》翻来覆去说的是一个主题:要降伏你的心,要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于是,我决定试一试南师教授的七支坐法来调整我的心。在那段拖着虚弱病体的日子里,我所有的业余时间不是用来读这些书就是用来静坐。虽然静坐的时候思绪一波波涌来,根本谈不上清净,但就是如此,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我的病不药而愈。

  我的病被认为是个医学难题,我曾经四处求医而无果,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说:佛学的方法帮助我攻克了这个医学难题?

  这时候,我体会到了心的力量,对佛法有了初步的信心。

  之后,我决意了解有信仰的那一群人的生活方式。

  我参加了放生活动。

  我看着佛弟子们把地上小小的鱼虾尸体捡起来,轻轻地放入水桶,也许在一个外人看,这种行为不可思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行为是内心的隐射,这就是慈悲心,这是一种让人内心非常柔软温暖的力量。相对于他们,我自惭形秽,我想起了对那只老甲鱼的残忍。

  林清玄,台湾作家,以写禅理散文而著名,他对待厕所里的蚂蚁不是剿灭,而是喂食引导,让这些小动物另谋出路。

  内心柔软的人是会感化他人的。佛弟子们长年累月义务教授儿童德育道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对这个世界的博爱与善意。现代人如此争名逐利,不惜牺牲他人利益,制造了那么多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对因果的敬畏,没有对因果的深思?

  佛弟子们从不避讳谈论死,甚至把死亡学当作日常修习的重要功课之一,他们以佛法教理的死亡学出发,把已死的以及死后的神识可能会经历的痛苦讲述给人们,帮助他们了解在活着的时候如何规范自己的身语意,其积极的意义就是让人逐渐从无明走向智慧,过一种有利于身心的精神生活。

  修行的现实意义就是不断地观察自心、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修心修到对什么都不计较了,心就安了。心安了,身就会安。

  所以,佛是向死而生的,由死法出发,探究生法。

  通过观察佛弟子们的言行举止,我发现无论他们是什么学历、做什么工作,以前曾经是什么性格的人,一旦进了佛门,都变得谦恭有礼,举止文雅。他们懂得什么叫敬畏,什么叫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不计较,不是没有作为,而是明白了怎么不伤害他人也不伤害自己,而去有所作为。我无法不承认佛法的力量,如果一个思想体系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得信奉的人能够行为得体而精神高贵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思想,不值得我们去实践与弘扬吗?

百日放生现场,从市场上解救来的甲鱼专注地聆听经咒念诵

  弟子: 德秦曲措

  完稿于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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