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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疏远的家(上)

  寒假刚从云南旅行回来。我非常喜欢那里的山水,但这次去却两次在路上迎头碰见抬棺出殡的队伍,随行的导游可能怕我心里不舒服,于是说在当地碰见出殡是件好事。看着黑漆漆的棺材我心里的确生起一股凉意,我在想棺材里躺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她)因为什么去世了,去世前痛苦吗,我有一天也会这样躺着,那时我的亲人会做什么呢?世界会因为我的离去而有任何变化吗?

  每年清明和冬至我都会给家中老人扫墓,有时间我会去端详每一块陌生的墓碑,墓碑上的照片显示墓地的主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面相长得福气的,也有长得命薄的,有有声望的,也有默默无闻的,而他们现在无一例外都已长眠地下了。穿行在墓与墓之间我感觉死亡离我那么的近,无常是那么的永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含辛茹苦地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我们怎样才可以彻底摆脱这轮回的痛苦得到永久的安乐呢?

  也许我一出生就注定了这一生的寻找。

  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是一个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桌子的茅草屋,冬天下雪时雪花能飘进半间屋子,比胡箩卜还长的冰凌挂在屋檐下。爸爸在后院种着菜,前院挖了个冬天存白菜萝卜的地窖,屋子的一角堆着一大堆草料,屋里养着给我提供奶源的山羊。白天有空爸爸会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教我认字,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我趴在桌上专心地画画儿,每画一幅爸爸就会在旁边给我题一首小诗。没有大人陪伴时我就搬个小板凳独自坐在门口看小人书。那时我才三岁。

  听妈妈说每次她背着我赶集时都有人夸我命好,因为我的小脸总是被洗得干干净净的。当地人管我们叫蛮子,因为我们是南方人。幼年的记忆中没有任何美味的食品和漂亮的衣服,可我过得却很无忧无虑,我从小就会说一口当地话,父母回忆说每次听到我说话,就想起遥远的回不去的家乡,想到家乡他们就倍感揪心。

  我生性顽皮好动,下河上树、打架滋事的本领不输男孩。每天我都要在外面疯到月上树梢才在大人的千呼万唤中回家,而整个街坊邻居里我也是唯一一个经常被别人家长告状因而屡屡被父母责打的小孩。爸爸为了分散我的精力送我去过体工队学体操,还拜师学过毛笔字和小提琴。而每学一样东西都少不了挨打挨骂,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马戏团的猴子似的接受训练。我很惶惑,不知大人希望我做个什么样的小孩,他们似乎从未对我满意过,生活的艰辛让他们对孩子变得很苛刻,我感到无所适从,有时我想我可能根本就不应该出生,因为爸爸说我一出生就是紧锁双眉的,好像很不喜欢来到这个世界。

  五十年代初的一场政治运动中我的爷爷被打成反革命送去青海坐牢,没多久家人便接到监狱寄来的爷爷的死亡通知,而家人甚至不知爷爷真实的去世时间和原因!由于恐惧遭到连累,爷爷所有的遗物包括照片都被亲人烧掉,我父亲和他的其他几个兄弟也不得不离开上海去国内最穷最偏的地方接受再教育。奶奶和唯一的姑妈在上海靠做点儿苦活零活度日,替别人洗衣双手都洗烂了。姑妈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语气总是轻描淡写的,历经劫难后她依然保持了一种淡雅的风度。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外公又被打成右派下放苏北农村劳动改造,母亲一家也从此分崩离析。我父母是大学同学,因受各自家庭的牵连,大学毕业成绩优秀的他们被双双分配到安徽阜阳县下属的人民公社做老师。我就出生在那个当时还很贫穷的地方。

  我们偶尔会回上海探亲,路途遥远,一介书生的爸爸用一根扁担挑起所有的行李,妈妈抱着妹妹,而我负责背着我最心爱的半导体收音机,一个手还得拿上我宝贝的粉红色鹅毛扇,一路小跑地跟在大人后面生怕落下。上海的一切对于我是那么的陌生,我看不出自己和这座城市有任何关联,街坊邻居也对我很好奇,他们看着我笑叫我小乡下人,我感觉我和他们不一样。至今我心中还存有那种在人群中的疏离感。

  小学二年级时,父母千辛万苦终于调到皖南的城市里工作,全家住在妈妈工作的学校的楼梯间内。我一口皖北方言惹来别人的笑声,同学有人管我叫侉子。我非常善于用自己的拳头说话,终于我在新的环境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我教训了想欺负我的同学,在短暂的时间里学会了当地话,成绩也进步很快,做上了学校的大队委员。虽然进了城,可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之前,我们还是搬了好几次家,转了好几次学,我痛恨这样的动荡,我渴望安定而平静的生活,可是这样的愿望在当年就是奢望!生活太苦,父母总想尽量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从小体弱,容易感冒咳嗽,一岁时还被农村医院诊断为肺结核,为此我吃了十几年的抗结核药,小学和中学又不得不休学两次。可是有一年安徽省医学院许学寿教授却给我平了反,说我只是长了个先天囊肿!而这个囊肿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也已不见了。命运和我这个孩子开了好大个玩笑!因为这个病我被隔离,被疏远,被嘲笑,而我的性格也因此而变得更加敏感而孤傲。

  虽然我从小很顽皮好动,可是我并不快乐,我的内心世界总有一层忧郁。我爱好美术,可是父母不许我画,只要发现我在偷偷画画就会招来一顿责骂,他们希望我全心放在学业上,学美术对我来说是太奢侈了。虽然我多有不满,可还是会常常祈祷上天能让我可以考上大学让父母满意。我是父母的希望,有一天我要带他们回到家乡。那些年每一个寒暑假父亲都在教我英文,我别无选择,我的未来已被设计好了。我终于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考上了上海一所重点外语类院校,身为英文老师的他们很骄傲, 爸爸知道他有希望回归故里了。

  可是我进了大学,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没有了父母的管束觉得无比兴奋和自由。我和我的死党们干着别人不敢干的种种荒唐事以此获得快感。抽烟喝酒跳舞打架翘课,我们几个女孩儿是闻名周围几所高校的“六大侠”。我觉得我很有个性,大有一股傲视天下的气势。我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叛逆着,挥霍着自己的青春。

  我不喜欢学校的教育方式,但不得不继续我的学业,我怕辜负父母多年来的一番苦心。我没有自己的生活目标,我的青春期是一种从压抑到狂放的过程,我无法掌握我的生命节奏,没有人可以指导我,我的生活变成了完全的随心所欲。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每一段路都是带着伤痛走过,虽然我看似玩得很尽兴,但我的内心从没有真正快乐满足过。

  大学毕业后留了上海,进了一家国营造船厂,也算遂了父母心愿捧上了铁饭碗。可是在那种体制里工作让我度日如年,记得上班的第一天,办公室主任说我坐那儿整个脸儿是绿的!后来我就一有机会就逃班,我觉得如果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那还不如去死。一年后在朋友的鼓动下我辞职了。我没有告知父母辞职一事,借了两千元钱买了张火车站票,坐在行李箱上,经历了四十个小时,终于蓬头垢面、浑身发臭地到了广州。广州的工作是在一家香港人开的裁缝店做秘书。想来可笑,去广州原本很大一个原因是想见我当时的男友,可当我千里迢迢赶过去时他却失踪了,从此杳无音信。

  在广州我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第一次失恋的我眼泪都来不及流就得想着怎样活下去。于是我借了他人的特区通行证蒙混过关上了去深圳的火车。原以为到了那儿情况会有所改善,没想到却经历了更大的失落。找工作频频遇骚扰,走在路上被打劫,以为找到真爱却又碰到已婚男人!那儿人性的张狂和贪婪有恃无恐,令我深感不安。记得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同时经历失业和失恋的我彻夜未眠,思考了一夜后我决定马上离开深圳。第二天我便借了朋友的钱买了机票回到了上海。

  我只在深圳停留了十个月,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晦暗最彷徨的十个月。在深圳失业的日子里我曾一天天地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来往的人思考,我是谁,我究竟能做什么,我要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对于我的人生我是那么的无能为力,心情无比惆怅。身无分文地回到上海后我进了外企做了白领,生活似乎变得平静了,我的人生出现了百废待兴的景象,我没有了先前的狂躁,多了一份平静,只想通过工作多挣点儿钱孝顺父母。那时我和大学时的好友,“六大侠”之一共同租住在上海郊区一个农民房内,条件简陋,只有一张不大的双人床,我们两个硬是“同床共枕”了两年半!现在她早已远嫁美国,说起这段共同的经历依然是笑中带泪。

  父母看着我一路横冲直撞急在心里,几年来若没有父母的经济支持我恐怕连吃饭都难,所以自觉有愧。我已二十好几了,父母说该考虑婚姻大事了,刚好那会儿遇上我先生,我想不妨换一种方式生活看看。

  我们结婚很不容易,三十岁我终于“修成正果”。生孩子后我就做起了家庭主妇,虽然带孩子辛苦,但没有了上班时的不自由。自由一直是我的追求,可是得到了自由,心里总还有一些失落感,设想着如果继续留在职场我的级别应该有多高了。后来不经意间日子越过越好过,我居然住上了豪宅。我的生活似乎一下变得复杂起来,我每天除了忙孩子们还得顾着我那大房子,整天跟保姆司机花工们斗智斗勇,有好多操心的事儿。先生工作忙得顾不上家,好像家是他的旅馆,我感觉自己是落入了另一个陷阱。

  我不是在享受我的大房子,相反,我变成了大宅子里的一个奴隶!我的生活充斥着各种琐事,我的天空暗淡无光。我都快疯了,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我的每一次呼吸里都透着疲倦,我厌倦这栋房子,厌倦这样的生活,我的身心极度分裂,我没有目标,看不见未来,我变成了绝望的家庭主妇,我每天蓬头垢面在家忙碌着,有好几次被上门的人误认为是家中的保姆。我和先生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他觉得我不可理喻,这样的日子应该是每个女人向往的,而我却不能认可他的成就,我们觉得彼此都不能欣赏对方了。在这样的婚姻家庭中我觉得很累,也很迷茫,我是不是就该这样将一生奉献给丈夫孩子和周而复始的琐事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傻,没有活在当下的智慧。那时孩子们多可爱,先生工作多辛苦,而我却只知道自己累,不断抱怨生活,没有好好爱他们,没有感念命运的恩惠。

 

 (未完待续)

松吉召嘎
2012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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